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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纵囚论》

时间:2018-02-04 00:44来源: 作者:不受 点击:
  


贞观元年,唐太宗放三百死囚回乡探亲,并约期以其自归就死。囚犯回去后,全部如期归来,无一人逃遁,太宗为他们大诚大勇的精神所感动,尽数以无罪释放。此事载入唐史后,后世对唐太宗的评价极高,称其“合乎礼仪,有仁德之风”。

欧阳修读到这则史料,不满于后世对唐太宗的奉承言论,作了《纵囚论》一篇,深刻地批评了唐太宗沽名钓誉的虚伪行径,讽刺他“仁义”,面孔下对法律的无知和漠视,欧阳修指出唐太宗“上下相贱,已成其名”,说他,“立意以为高,逆情以千誉”,将仁义与法律本末倒置。

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指出:“博爱之谓仁,行而宜之之谓义。”太宗爱人,贵为君王天子,却能同情囚犯思乡之苦,怀恻隐之心,存慈悲之怀,称其为“仁”,倒也无妨。但囚犯归来后,仅凭他们一时守诺之举,就以为其“已去罪恶,存信义”,挟一人之见,而免百人之罪,视礼制如无赌,置法律如罔闻。这种做法简直荒唐,实在让人难以称其为义。贤明之君,治国仁义并用。有仁无义,便是滥仁,有义无仁,则是假义,以煦煦为仁,孑孑为义,便是不知礼,以一人之“义”而颠家国之法,就是不自知。

《左传》说,“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,取材以章物谓之物,不轨不物,谓之乱政”。轨物,即是礼法。礼法,经国家,定社稷,序人民,利后嗣者也,法不严,则邦不宁,礼不周,则国不正。虽有严法,司法者不能明察而慎度,严监而终守,那它也不过是满纸条文,一撕即破。

《臧哀伯谏纳部鼎》中有这样一句话,“君人者,将昭德塞违,以临照百官。”唐太宗为一国之君,万民之主,本应公正司法,坚守底线,但他图仁义之名,而舍君子之危,轻礼而贱法,反为后人所诟病。

当今,中国正处在法治建设的关键阶段。以史为鉴,吸取历史的得失教训,把握正确前进方向,是十分必要的。当今社会,法律与人情处处充满矛盾,这影响了人们对法制文化的认识和对道德价值的判断,但其实二者并不对立,二是协调与统一的整体,他们互相相融,却又互相制约。法不近人情,社会治理就会陷入僵化,以人情滥法,社会秩序则会发生紊乱。于是法治的建设过程中,我们既要避免法律理性过度,陷入教条主义,又要司法机关道德泛滥,陷入经验主义,司法机关既要坚守法律底线,又要灵活变通思维,既要度德而处之,又要据理而行之,不固喜而谬赏,无因怒而滥刑。这样一来,中国的法治道路才能走上正轨,才能和谐地向前发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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